网球造星的残酷一面:郑钦文只是极少数,打进世界前100名才勉强能养活自己

对于即将年满22岁的郑钦文来说,这个夏天大概率将终生难忘。

在接连战胜了前世界第一、三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科贝尔,和现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后,这位排名世界第七的中国女子网球选手,拿下了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单打冠军,并创造了历史。

无数的掌声和关注涌向郑钦文,押对宝的品牌方们第一时间推出庆祝海报,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她的胜利。在社交平台上,这位自信、坚韧的湖北姑娘迅速成为所有国人的超级偶像,网友们都称她为“Queen Wen”。

在赛后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,郑钦文表现出了和她在赛场上同样的冷静,“虽然拿到奥运冠军,但不会影响自己回到现实生活中继续专注训练。不会因为拿到奥运金牌而迷失自我,我还有很多目标要去实现。”

不到三周后,2024年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美国网球公开赛就将开打,郑钦文也将远赴大洋彼岸,踏上赛场。对于大多职业网球选手而言,只有一年到头不停辗转于世界各地的赛场,才能赚取足够的积分与奖金,以支撑职业化道路和梦想所需的一切费用。

去年6月,中国网球新生代张之臻在法网赢得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。他的父亲张卫华在采访中透露,培养一个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大约要花费2000万元。

在整个职业网坛,成功如郑钦文者只是极少数,绝大多数网球运动员为了“讨一分生计”混迹在低级别的赛事中,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团队,没有商业代言,没有品牌赞助。

△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“投入无上限”

对于多数网球运动员而言,职业化道路是一项需要“全家托举”的事业。

在巴黎奥运会夺冠后的采访中,郑钦文用“倾尽所有”来形容父亲的支持,“在我十四、五岁的时候,我爸爸甚至卖掉房子,要(供我)打球。”

光是学费这一项,便已让诸多家庭望而却步。时代周报记者从郑钦文曾训练的IMG网球学院网站获悉,在2024至2025学年,如果一名约11岁的女生就读该学校Middle课程,学费为8.99万美元/年(约合人民币64万元/年)。

梦想,需要大量资金支撑。“单飞”初期的李娜,即便已在网球界崭露头角,但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钱。

李娜前经纪人麦克斯·艾森巴德曾回忆道,2009年,李娜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“钱”。那一天,原本他为签下这名中国姑娘准备了厚厚的资料和话术。但李娜刚走进房间就对他说,“因为你让莎拉波娃变得富有,我要和你签约。”

据中国新闻网援引《时代商报》报道,“单飞”后的李娜,每年的团队开销高达约400万元。

△图片来源:Pexels

高昂的花销与他们选择的培养路径和模式密切相关。

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是亚太区有名的职业化运作机构,该俱乐部的资深网球推广人王继宏对时代周报指出,目前主流的培养模式:一种是进入市队、省队训练,拿工资,以全运会为主要任务,在省市队的支持下,参加国际赛事来提升技术水平;一种是家庭作坊式运营,自主安排训练和比赛;还有一种则是进入职业化网球俱乐部或网球学校,借助职业团队的力量来安排训练和比赛,对职业发展的规划更加清晰。

第一种花销较低,训练费用大部分由省市队支持。后两者,运动员和家庭则需要承担追梦路途上的大部分成本,郑钦文成名之前,大部分是靠家庭在支持,后期有了省市队和国家队的支持;张之臻则是比较小的时候就进入了上海队,有省市队提供资金支持。

张之臻的父亲张卫华曾算过一笔账,“家长把10岁左右的孩子送到国外的俱乐部练习网球,一年吃住和训练费用大概要100万(元)人民币。如果家长一直跟着,还要多50至60万(元)开销。”

“训练和比赛成本少则每年四五十万。有的孩子还要额外请私人教练,做康复训练,可以说没有上限。”王继宏表示,“与成人赛事不同,ITF(国际网球联合会)青少年赛事没有奖金。当真正进入到这个培养体系,训练要求和比赛都会不断增加,尤其是参加国际赛事,交通、住宿成本都没办法忽视。在职业化道路上,网球运动员比拼的不仅仅是技术实力、心理素质、战术思维能力,体能,还有财力。”

即便是作为爱好,网球也因价格高昂而尚未走向大众化。

广州一家网球培训机构创办人黄筝(化名)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,如今很多孩子5、6岁就拿起了球拍,但在启蒙阶段,通常家长把网球作为孩子的兴趣进行培养。而来机构上课的家庭,也大多是中产以上的。

黄筝说,“国内普通网球教练费用每小时约为400元到500元,对于想要进一步提升水平的孩子来说,会请到国外的教练,他们大概每小时700元到1000元。广州的网球场地费用约每小时100元。”

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,每周1至3节课是普遍现象,对于兴趣浓厚和有天赋的孩子,课程安排会增加到4至5节课。以每周3次训练频率来计算,仅网球学习开销就大约在每个月1万元。

打进前100才能养活自己

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,即便是培养成为职业选手,但顶尖网球运动员仍屈指可数,大部分职业选手甚至难以维系团队的支出。

除了郑钦文,1998年出生的中国选手袁悦今年也是首次参与奥运赛事。袁悦在青少年时期的成绩并不出彩,进入成人赛场后,也曾长期混迹在低级别赛事中。2023赛季以来,她全面进入巡回赛,开始创造好成绩。尤其是今年年初,凭借着奥斯汀女单冠军、印第安维尔斯站八强,她在3周内将世界排名提升了31位,进入到前40位,位列中国女子网球排名第二位。

也是到这时,袁悦才得到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赞助。在此之前,由于长时间徘徊在低级别赛事中,积分排名冲不进100名,这位职业网球运动员过着无赞助、鲜少曝光的日子。

2023年温网期间,袁悦因为鞋子弄脏不符合赛会规定,在微博公开求助寻找合适球鞋;2022年美网时,有赖于其他选手和教练支援才解决了比赛服的问题。

作为职业程度最高的运动之一,网球运动从1968年正式进入公开赛时代,并逐步形成众多赛事和复杂的积分系统。每年,职业运动员们通过参与不同级别的赛事赚取积分,并根据积分进行排名。

在如今的世界职业网坛,排名在世界前100的职业球员基本能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,“如果是100 名以外甚至更低,其实就是在为教练打工。”王继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。“100位”就像是一个严酷的分水岭,100名前后,就像两个不同的世界,它不仅仅是一个被资本和品牌发现的门槛,更是触碰到高级别赛事的敲门砖。

目前,世界职业网球由三大组织统领,ITF(国际网球联合会),ATP(职业网球联合会),WTA(国际女子网球协会)。赛事方面,每年举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、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、法国网球公开赛、美国网球公开赛,是网球界最高级别、最具声望的赛事,合称“四大满贯”(Grand Slam)。

“每一个打网球的人最终梦想都是大满贯,其他比赛都是在为大满贯做准备。”袁悦曾在采访中提及。郑钦文在网球界崭露头角,也正是因为在2022年首次参加法网就晋级16强。

而世界排名100名基本也是大满贯正赛入围的门槛。根据大满贯的规则,每一项赛事共有128个签位,其中世界排名前104名的选手享有直接参赛的权利,另有8张外卡和16个名额留给通过资格赛晋级的选手。

高级别的赛事代表着高积分、高奖金。以今年1月的澳网为例,单打冠军积分高达2000,奖金额度达315万澳元,折合超1460万人民币。而夺得女单亚军的郑钦文,既刷新了其个人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,也摘得1300积分及超800万元人民币奖金,其世界排名更是首次进入前10。

此外,选手只要能够入围大满贯正赛,便有可观的保底收入奖金。以2024年法网为例,即便是首轮出局,也可获得折合近57万元人民币的奖金,而今年在法网中止步32强的郑钦文也有约123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入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网球四大满贯也是少有的男女“同工同酬”的赛事,即男女选手可以获得同样的奖金。这也是为什么福布斯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排行榜中,网球选手占据了显著的位置。

但除了金字塔尖,大多数网球职业选手只能在各种低级别赛事中四处奔波,挣积分、赢奖金。在入围大满贯之前,郑钦文在 2020年8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近 30 项比赛,这意味她几乎全年无休。而与团队一起奔赴世界各地比赛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以郑钦文在2022年夺冠的WTA125瓦伦西亚站为例,其可获得的积分仅有160分,奖金折合约人民币10万元,而如果止步16强之外,一场比赛奖金不到人民币2万元,甚至不够一张国际机票的费用。

王继宏对时代周报记者称,“有不少欧美以及亚洲的球员,家庭条件非常一般,一场比赛的胜负,甚至关乎到他后续的酒店和餐饮有没有着落,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,但现实很残酷。”此外,按照ATP和WTA的规定,比赛奖金的扣税比例一般高达20%-30%。

要在残酷的国际网坛赛制中突围并不容易。

“郑钦文从600位到世界前10,用时三年,爬升的速度确实很惊人。”王继宏称,很多网球运动员3年时间都很难进入前500,甚至前1000。“网球这项运动,确实是一项高投入、高回报也是高风险的运动。”

挺进前500、300、100名的高难度,让许多依赖比赛奖金支撑经费支出的运动员陷入困境。ITF曾在2017年面对全球7605位球员展开过调查研究,结果显示,只有6%的女运动员和5%的男运动员可以收支相抵。

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可观的回报,甚至无法养活自己,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正在离开职业网坛。根据ITF2021年发布的《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》,目前在ATP和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,其中,男子球员2137人,女性球员1482人。而2013年时,注册的男子网球职业选手曾达到8874人,女子注册职业球员为4862人,但他们当中有超40%的人单赛季的奖金数是零。

大多时候,光环与掌声,巨额的奖金与诱人的商业赞助,只是属于头部的“郑钦文们”。

网球市场增量在中国

尽管职业之路并不容易,但李娜、郑洁们“珠玉在前”,越来越多的“郑钦文们”仍坚定踏上职业化道路。

在“李娜们”之前,中国网球的职业化道路也曾有着一段漫长的博弈。

2009年1月,在多次矛盾与冲突后,李娜与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达成“单飞”协议,网管中心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、自主参赛、自负盈亏,但需向中心缴纳个人奖金收入的8%-12%。

以此为起点,中国网球开启职业化道路,网球运动员的商业化价值急速飙升。

“单飞”后,李娜于2011年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单冠军;2013年获得WTA年终总决赛亚军,世界排名首次跻身前三;2014年,她成为亚洲第一位两次获得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网球选手。

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,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,李娜的个人总收入超过4亿元,与劳力士、奔驰、VISA等13个顶级品牌达成商务合作。

“李娜时期的‘单飞’是中国网球项目职业化改革的开始。在网球这个项目中,中国也逐步处理好了体制与市场的机制关系。”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海燕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中国从网球项目开始做的职业化改革探索,从结果上看是成功的。走上职业化道路后,网球运动员可以有自己的经纪人,既调动了球员的积极性,又让球员个人的商业价值最大化。

有了李娜们的成功案例,以郑钦文为代表的新生代球员绕过弯路,径直地走上职业化道路。更自由、更市场化的环境,也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。

△图片来源:Pexels

当下,不少网球新星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。以巴黎奥运会网球混双银牌得主王欣瑜为例,深圳体育相关部门长期为其提供师资和场地支持,在政策及制度上最大限度地对运动员、俱乐部、运动队给予支持。

世界排名最高达到第54位、创造中国男网历史的吴易昺,背后则有浙江省网球队的支持。浙江省网球男队主教练齐霄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透露,吴易昺的团队开支、教练薪水主要由浙江省网球队承担,吴易昺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地训练和比赛。

“每一个运动员的路数不一样,多数家庭无法支撑完全职业化。如果能有国家队或地方政府的赞助与支持,是再好不过的选择。”资深网球运动观察员李涛(化名)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,中国网球经历了前辈球员的探索,逐渐在职业化的道路上成熟,需要政府、机构、家庭和个人的多方合力。

可以预见的是,郑钦文的横空出世,正在将中国网球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。

“世界网球界都有共识,未来的市场增量在中国。业内都在寻找下一个李娜来推动市场的发展。现在,他们等到了,郑钦文就是中国的超级网球巨星。”李涛说。

现阶段,中国网球呈现参与总数大、专业化低、发展迅速的特征。巨大的市场潜力,正是国际品牌多次重金投资中国网球选手的主要原因。

根据ITF上述报告,2020年中国有约2000万人参与(每年至少打一次)网球运动,是全球网球参与人数第二多的国家。同期,中国仅有800个网球俱乐部,与美国的超5万个俱乐部相比,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企查查数据显示,国内现存网球相关企业3746家,2023年全年注册相关企业227家,同比增长33.53%。

“中国网球明星的商业价值会随着职业化的成熟越来越高。现在赞助商都是国际的品牌,也是因为对中国市场有需求,希望通过这些球星打开中国的市场。”黄海燕表示,中国网球职业化已经走上正轨,但网球运动员有没有持续的商业价值,还是由专业决定,取决于在职业赛事、商业性赛事的成绩。

记者丨林心林 刘婷 周嘉宝

编辑丨黎   倩

值班丨森   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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