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访黄汉权: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,需要制度创新做保障

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下称《决定》)提出,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。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,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。

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障?中国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大体处于何种阶段?应该从哪些维度培育发展耐心资本?各地布局新质生产力时如何避免重复竞争?在面临一些外部挑战情况下,中国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态势如何?

近日,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,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,也是改革的命题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,即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,来构建更能适应或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。

黄汉权认为,“因地制宜”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,“我理解,这个‘地’是广义的概念,不仅局限于地域,还要‘因技制宜’、‘因业制宜’”,即不同地区、不同技术路线、不同产业类型都要结合各自的特点和优势,采取不同发展路径。

黄汉权表示,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处在服务业占主导的“三二一”型发展阶段,但是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还比较低。因此,在继续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,向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迈进的同时,也要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。

在谈到中国新能源产业如何应对外部挑战并更好发展时,黄汉权认为,要通过谈判、协商,形成共识,创造共生共赢的合作发展格局。应支持企业根据发展需要,选择在适合的国家和地区布局,包括走出去投资建厂,但要引导、鼓励和支持企业把重要和关键核心环节留在国内,这样就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供应链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“因地制宜”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

澎湃新闻:从上半年的投资数据看,从全国到各省份,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,这说明了什么?

黄汉权: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。之所以称为高技术制造业,首先是科技创新驱动、其次成长性好,大多数的高技术制造业属于新兴产业范畴,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,还处于快速成长期,因此相关的投资快速增长是正常的。

目前来看,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,因为对高技术制造业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的,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服务等领域的市场规模还在不断地壮大,而且随着消费者对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越来越高,其相关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,市场规模也会越来越大,从这个方面来看,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是比较好的。

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投资、鼓励这方面的发展,就是因为看到它们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。

澎湃新闻:《决定》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部署,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提法?

黄汉权:新质生产力,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,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。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就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。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,也是改革的命题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依靠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,但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,到最后形成新质生产力,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,需要制度创新来保障,就是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,来构建更能适应或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。

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系统的战略部署,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法是“因地制宜”。 我认为,“因地制宜”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,对“因地制宜”的“地”不能理解窄了,不光纯粹是地理概念上的“地”,要从更广义的范畴去理解,主要有三个方面,第一,从地域角度,各个地方要根据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科研条件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攻方向、实现路径以及主要发力点。

第二,从技术路线角度,因为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,特别是原创性、颠覆性的技术创新,现在每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应该说是风起云涌,这些技术创新里就有不同的技术路线,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,要根据不同技术路线的特点、发展阶段,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,使不同的技术路线都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并行发展,并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,最后筛选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路线和由其催生的新质生产力。

第三,因业制宜,“业”是产业,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、未来产业有序布局。不同类型产业的发展阶段不一样,所对应的技术特点、发展要求也不一样。比如,对于传统产业里,需要更加注重采用先进的、前沿的技术,特别是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技术,对其进行改造升级,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,实现“老树发新枝”。在新兴产业中,主要考虑怎么通过新的技术来开辟新领域、新赛道,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,尽快形成更大的体量和规模,实现“新苗扎深根”。未来产业则是考虑如何选准方向、前瞻布局,通过超前投入,特别是鼓励耐心资本进行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,持续培育,让未来产业能够尽快发芽成长为新兴产业,实现“新芽长新苗”。而且,在以上三类产业统筹发展过程中,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,它们是相互支撑、相互促进的,比如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的配套和支撑,同时,新兴产业形成的一些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工艺、新服务,反过来也可以应用到传统产业上,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。

澎湃新闻:您曾提到,发展新质生产力,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,其中包括经济体制改革,《决定》也从体制机制上明确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,这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何积极作用?

黄汉权:我觉得肯定有很大的牵引、推动作用,因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,这个创新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科技创新,二是管理和制度创新,后者实际上就是改革的内容,既通过改革推动体制机制创新。

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做保障,很多时候科技创新也很难实现。虽然我们的科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,但是在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、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和短板,这就需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,特别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”,实现教育、科技、人才的良性互动,从而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,使得科技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整合和高效利用,促进更多的高质量科技成果涌现。

政策、资本如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

澎湃新闻:我们在制定一些改革措施、政策时,如何能够更好与市场衔接?

黄汉权: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,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,企业是非常关键的,如果说科学家是实现“从0到1”的发现突破,企业就是实现“从1到100”的拓展应用。

如何真正从制度上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?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方面,第一,要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加国家科技攻关项目,完善由企业主导构建的产学研联合体运行机制,促进产业链链主企业加强上中下游联动创新,因为企业是问题导向、市场导向、需求导向的,由他们来主导建设产学研联合体和产业链联动创新,能够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。

第二,确确实实保障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自主地位,政府不要给企业下任务,要让企业对科研项目有自主决策权,比如项目立项、资金投入、科研组织、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决策权。

第三,在人才自由流动方面,要为企业吸引优秀人才提供便利的环境,特别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破除科研人员从高校、科研院所流向企业的各种制度障碍和隐形壁垒。

澎湃新闻:近期,耐心资本引发关注,您认为耐心资本对于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?

黄汉权:首先,耐心资本要能够满足产业发展的周期性需要,因为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,对资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,比如萌芽期可能需要一些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种子资金和风险投资,到了发展起步期,可能需要一些创业资本或股权资本,到了快速发展期可能需要资本以借贷的方式进入。从有利于产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,耐心资本肯定是受欢迎和鼓励的,特别是在更早就进入而且长期持有的产业资本,它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,从中获得稳定、长期、可持续的回报。

其次,耐心资本对企业发展来说,可能就不光是解决融资问题,因为需要长期持有并获得稳定的回报,它会对企业的发展给予技术、服务等相关支持,因为这类资本已经与企业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。

澎湃新闻:中国应该从哪些维度培育发展耐心资本?

黄汉权:第一,应该支持各类产业基金,特别是政府发起的产业发展基金或引导基金,发展成为耐心资本;第二,要积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;第三,推动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,推出更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贷款;第四,鼓励国企央企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,做更长远的中长期投资,特别是投向原始创新领域,当然,对于这些投资,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考核评价体系。

澎湃新闻:今年以来,各地积极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,但聚焦的领域主要在某些行业,您认为地方政府在决定布局一些新兴产业时,该如何做好评估?在后续的投资建设中,如何做好有效监督,避免重复竞争?

黄汉权:目前地方在布局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,确实存在同质化现象,如何避免?首先,国家层面要有统筹,比如可以定期发布一些新兴产业的信息,把一些行业领域已经有多少项目在投在建或者规划建设、大概到什么时间节点可能会形成多少产能等信息向社会公布,以便各地方、各企业在决策时作为参考。第二,在投资一些新兴产业时,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加强监管,主要是不能让地方政府开展内卷式恶性竞争,防止各种违规招商引资,通过过度的优惠让利比如税收、土地、电力等各种补贴支持产业过度扩张,要确保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,公平竞争。第三,要引导各地在布局新兴产业时,不要追求“大而全”,不要追求全产业链,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聚焦于某一个产业的细分领域、产业链的某个环节,这样大家可以做到互补,实际上很多产业的发展空间是足够大的,能够让很多地方、很多企业进入、形成互补错位发展。

新能源产业如何应对外部挑战

澎湃新闻:您曾提到,服务引领、制造支撑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基调,近年来这一趋势有发生变化吗?有哪些表现可以佐证?

黄汉权:这个趋势一直还在延续,还在往前走,我们看产业发展规律,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“一二三”、“二一三”、“二三一”、“三二一”。

越是比较高级的产业结构,服务业占比就越高,我们现在产业升级的方向,也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高度发达。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为制造业做支撑保障服务的,实际上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来看,制造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就是往高附加值的两端走——一端是研发、设计,另一端是金融服务、供应链管理、市场营销、品牌建设等。

中国现在产业结构处于“三二一”的发展阶段,但是服务业的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低的。当前中国服务业比重虽然已经超过50%,但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一般达到70%以上,有的甚至更高;其次,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虽然也在50%以上,但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一占比也是70%左右。

所以现在我们发展产业,一方面肯定还是要继续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,向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迈进,但另一方面,也要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,因为附加值比较高的环节往往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,所以要实现更高效益、更高质量的发展,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。

澎湃新闻:近年来,以新能源产业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,但当前也面临一些外部挑战,您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未来的发展态势大概是怎样的?

黄汉权:新能源产业是符合全球发展的大方向的,它能解决能源革命、能源转型、能源安全等问题,同时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的,符合大方向的产业肯定是有发展前景的。

中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有竞争优势,经过这些年的发展,通过更早的、持续的投入,同时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完整性和产业体系配套齐全,以及超大市场规模能够摊薄成本,加之政策支持大力推广应用、创造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,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中国新能源产业具有综合竞争优势,包括产业链完整、高性价比等。

但是,当前确实面临一些外部挑战,比如部分国家对中国产新能源车加征关税等,我认为这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是有影响的,但是影响是可以对冲的。首先,中国的产品还是有竞争力的,只是盈利空间会被压缩,其次,目前加征关税只是少部分国家和地区,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很欢迎中国的新能源产品,毕竟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,而且对当地绿色发展确实起到重要推动作用。

当然我们也要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,要通过谈判、协商,使大家能够达成共识,形成共生共赢的分工合作发展格局。

对企业来说,选择在适合的国家和地区布局,走出去投资建厂,在把关键核心环节留在国内的基础上让产业链部分环节走出去,这些都是可能的选项。另外,当前面临的压力也会倒逼企业进一步优化工艺流程、改进生产技术、加强管理,进一步降低成本等,以实现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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